得知被邀请在大会上发言，我心里掠过一丝暗喜，在公众场合发言，总是一件虚荣的事情。何况福柯说，话语就是权利。后被告知我是代表老年教师在大会上发言，我顿时五味杂陈。

我原本打算写一个正式的发言稿，起笔写：各位同仁还是各位同事时，我出现了困难。到底是用各位同仁好还是用各位同事好呢？

《中庸》里说，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章太炎说：（《检论》卷五）仁即人字。自名家言之，人者为实，仁则为德，而简朴之世未能理也。所以，仁在中文意思中，最开始指狭义上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亲爱。后从亲人扩展到宗族，再扩展到整个人类之间的关系，包含有对人类的关爱、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等价值指向。同仁，则是指你我之间就人类的价值层面的东西有着共同的追求。我们有着愿意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这时我们可互称同仁。

同事则主要指的是职业上的关系，你我共同受雇于某人或者某单位，一起听从他人的安排作同一件事。所以这里又有事业与职业的区分问题。繁体職（职）字，由耳音戈组成，意思是古代处于军阵中手持兵器的士兵只能服从命令，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把教师当作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就只能照本宣科，我们必须按照雇主的要求给我们的学生讲授我们被要求教授的东西。如果教师是我们的事业，则我们就应当在课堂上讲述我们认为真实和正确的东西。当然我们的雇主是如何界定教育，是一切讨论的前提。

事业一词出自于《易经》坤卦，卦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 美之至也。”大概意思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勤于思考了解社会及自然界的道理，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用“美”作为目标，将理性于与美通过我们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所做的事情去成就，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事业者与职业者有着天壤之别，同样是做事，一个是君子所为一个起源于士卒听命。

“职业”对应的英文是occupation，“事业”则是“career”。Occupation的原意是占位、占有，它强调这个位置被我占有了，他人不能进来，有排他的意思。欧洲中世纪时有很多职业行会，采取会员制，如果你不是会员，则不可以进入某个行业从事某个职业的。这种职业垄断一方面是职业者私欲所致，另一方面君主们为了便于统治，也乐于将职业者划为不同的“单位”（Corporation，Guild），君主只负责管理单位的领导就可以了。因此职业者Occupation可以直译为“占位者”，但这样翻译不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医学上的概念“占位性病变”（ occupying lesion），医学上的占位者指的是肿瘤。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单位中如果某个职位被某人占领，但此人却没有任何作为，就类似于人体的肿瘤。癌症其实不是病，只是一些不具有正常功能的细胞，占领了器官的位置，使得正常细胞无处就坐。

那我到底应该称呼各位同仁还是同事呢？这的确是一件难以判断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和青年教师聊起，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这所大学，我们发现他们共同的的理由是，这所大学有他们想教的学生和想要相处的同仁。由此，我觉得我应该称呼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按照惯例，我应该在发言之前先夸奖一下各位在我们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绩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我是一个纠结的人，你也可以说是严谨，我在选择夸奖各位是，学者、专家还是知识分子的时候又陷入了纠结。萨义徳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大致这样区分这三个概念：所谓专家是指那些聪明和勤奋的人，无论你给他一个什么任务，他都能非常出色的完成。例如我们去医院看病时不会找学者，也不会找知识分子，我们得找专家门诊。我们修桥梁也不能找学者和知识分子得找专家。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求真的人，那些探求未知领域的人。专家是有用的，学者是无用的。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是学者，因为你们被认为是来大学里探求未知领域的年轻人。

就我们法律人而言，如果你写文章的目的是打算如何修订中国的公司法，那么这是一篇专家属性的文章。如果你写文章的目的是想弄清楚，公司这一事物其本质结构到底是什么，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社会关系法则，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学者属性的文章。现在网络上流行一个词语叫做公知，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这是同义反复，因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公共的，不存在私人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社会或者时代都有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非常不讨人喜欢的人。我们会发现，无论作为局外人我们是如何羡慕和赞美那个社会或时代，总有一小部分人，在批评那个社会和时代。他们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他们不但批评当权的精英阶层也批评社会大众。反驳他们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自己去干那些被他们批评的事情，这样他们将无力反驳。因为，他们不像专家或者学者，他们什么都干不好，只知道批评。

木偶奇遇记中有一只蟋蟀，叫吉明尼，它弱小而无能，仙女让它做皮诺曹的良心，它就像一个警察一样，在皮诺曹做好事的时候，它视而不见，只要皮诺曹做了不对的事情，吉明尼就会出现批评皮诺曹。吉明尼的任务是让皮诺曹从一个木偶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而知识分子就是那只蟋蟀，他们是人类的良心。他们让我们人类，宇宙中渺小到如尘埃一样的人类，区别于草木和其他动物，让我们摆脱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描述的猜疑链，摆脱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描述的欺压链的死循环，走向光明，并使我们作为人立于天地之间。

 这三年有一本小说红遍中国高等教育界，约翰.威廉姆斯的《斯通纳》。这本书各位应该都读过，有人评价说，《斯通纳》是威廉姆斯写给高校教师的一封情书。他大概描写的是一位自视才高，但并不为体制认可的大学教师，在一个并非想象中美好的大学和学术环境中，平庸而又倔强独立的度过一生。

这本小说的背景是一战前后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放在现在我们的所处的大学和学术环境应该也不算过时。前几天我的老师方流芳先生发表了一篇微博：“江河日下，势不可挡。如今，老师的职责就是帮学生摘取考点、确保学生考试合格，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并且多结善缘、敷布人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还把师生关系看成知识传承，那就是谬托知己，对人是负担、于己是风险。法学教育改革正在走向一门课用一盘录音带反复播放的局面，教师存在的必要性都被统一到录影带里边了。为防大精简，教师挣一点钱求得财务自由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这是一篇知识分子属性的文章。方先生并不是对当今大学教育和学术圈失望了，他是作为我们的良心在敲打我们。

去年我说我想开一门课程，叫做法学方法论和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按照学校目前的制度管理，我还不能独自开设这么课程，但院长非常专业的认识到这门课程对法科大学学生的重要性，他决定在学院层面立项，还拨款2万元成立了师生工作坊。使得我得以在不能排课的情况下，也能给同学们讲授法学方法论和鉴定式案例分析方法。

因此，各位同仁，可能这所大学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因为你们的存在，使得它成为是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共同体。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感悟，不能代表教师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