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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16世纪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几乎到了癫狂状态。政府规定犹太人出门必须戴上标志自己身份的红色的帽子,以便人们一眼能辨认出来。他们禁止犹太人经商,甚至禁止他们拥有财产。人们在街头可以肆无忌惮的侮辱和殴打犹太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更是将犹太人描述得恶魔一样丑陋。这种歧视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人开始对犹太人实施灭绝人性的屠杀,欧洲人和世人才醒悟,种族歧视多么的可怕。

德国的大街小巷都有一种叫做绊脚石(Stolpersteine)的纪念地砖,上面篆刻着二战中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名字。 如今的德国人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大多选择沉默,但是提到土耳其人,他们总能找出蔑视和攻击土耳其人的种种证据。汉诺威大学对面是一座古树参天的森林公园靠近大学处有一片开阔的草坪,天气好的时候土耳其青年男女会打开车门和音响在那里唱歌跳舞。散步的德国人安静的从旁边经过。当你问及德国人对此作何感想时,他们回答说,那是他们(土耳其人)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反感和厌恶几乎是刻在脸上的。

我有一个土耳其室友典型的木石林名字Hakan伊斯坦布尔人,摄影爱好者,他给我展示了很多他家乡的幻灯片。当我赞美照片中人们的淳朴和善良的时候,他在表示感激的同时,诉说着照片中显示出来的肮脏、混乱、贫穷与落后。和大多数土耳其人年轻人一样,他的梦想是能留在德国,他批评自己的政府甚至自己父母的&愚昧。但是那些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却本能选择与德国人对抗至少是不友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与自己的梦想对抗。 很多旅德的中国留学生都对土耳其人有好感。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德国朋友的生日party,主人介绍完来宾后,客人们就自动分成两块,德国人和英国人聊,土耳其人和中国人聊。我的另一个中国朋友,他的土耳其同事将刚买的价值1000多欧的新家具送给他,因为妻子不喜欢家具风格。问为什么不送给德国同事,回答说因为土耳其人喜欢中国人。我没有反驳,我在想,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更喜欢中国人,为什么他们的梦想不是移民中国。我参观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教堂,唯有在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受到兄弟般的待遇。一位木石林老者热情的不厌其烦的以谦卑的姿态给我讲解着教堂的历史以及每个建筑元素的象征。而在基督教的教堂,无论是教堂的巍峨狰狞的建筑还是那些传教士,总能让你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土耳其人乃至木石林的好感不仅仅来自我的欧洲经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我也是一个移民,从农村移民到城市。和Hakan一样,我曾经耻辱我在那里生长的农村。那里贫穷、落后、肮脏、愚昧和野蛮。我上大学那年,因为一场丧事礼仪导致我的家族与另一家族之间冷兵器群殴。我没有参加,事后被召回照看在群殴中被羊叉(金属锐器)刺伤的堂兄。当时我是那么的痛恨和鄙视我的堂兄和伯父们,以至于我忘记了,我上大学的钱是他们凑齐的。后来,我的堂兄们都纷纷离开了那个村庄,其中一人在上海开了一家洗地毯的公司,另一位在青岛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大多数在给别人打工,城里人叫他们农民工。

2006年我所供职的大学一位女学生被校内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强奸了。人们对这个丑陋的新闻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为此学校专门组织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讨论,席间学者们列举了他们统计的自农民工进城后,导致的城市社会的治安问题、卫生问题,犯罪率上升,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流行病、传染病上升。这些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农民工进城导致的。学者们一直认为,国家应当采取措施,让农民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一来可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二来可以解决中国的耕地闲置和粮食紧张问题。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堂兄们依然保持我离开村庄时一样生活方式,我甚至希望他们保持着少年闰土一样的单纯质朴,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回到童年。2008年出差途经武穴,我回到了我们村。我所就读的小学变成了练车场,我们家和我邻居家门口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童年那个热闹、祥和充满欢乐的村庄不复存在。我的堂兄们,为了追求他们的梦想,在都市里被城里人叫做农民工;。我在想,如果一个城市里的无业游民把女大学生强奸了,学者们是否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论女大学生被奸与城市无业游民的驱逐》。我曾经试图做一个统计,想知道被农民工强奸的女大学生与被老板或办公室里的上级强奸的女下属哪个比例更高。

1955年人们聚集在巴黎街头大跳交谊舞的时候,被认为是罗曼蒂克的爱国(参见Robert Doisneau,Les ventres du juillet,1955 ,Paris mon amour,p.99),2013年中国大妈在美国纽约跳广场舞却招致警察。2008年德国年轻女性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道上当众脱裤撒尿的时候被认为是尊重人性,2014年大陆的儿童在香港憋不住尿,招致生殖器被围观拍照。非但如此,这些个体事件一旦被贴上集体标签的时候,被驱逐的就不仅仅是个别的中国大妈,和大陆儿童,而是全体中国大妈,全体大陆游客。 于是年轻人与大妈成了敌对群体,城里人与农民工成了敌对群体,大陆人与香港人成了敌对群体,德国人与土耳其人成了敌对群体,基督教社会与islam教社会成了敌对群体,汉族人与,,,,,,不同文化下的人聚在一起有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但人为的放大进而实质性扩大敌对显然不是最好的出路。 人们忘记了,基督教和islam教本是同根生,大陆人叫香港人同胞,战后的德国男人缺乏是土耳其男人建设了今天的德国, 每个中国年轻人家里都有个中国大妈,剪刀差曾让中国农民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养活着那些看不起他们的城里人,我们从小就唱着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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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时敏

朱时敏

73篇文章 244天前更新

法学博士,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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