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在米兰，天气炎热，走不了多远就要钻进冷饮店降降温。老板还没找钱，我就仰着脖子牛饮。一个意大利小男孩面目清秀，晰白的手指间夹着几个可乐瓶子，一边不停的照顾着那些瓶子别掉下来一边盯着我手里的冷饮。之后，他很礼貌的问我是否可以把瓶子给他。我看见他娴熟的将瓶子放到柜台上跟老板协商着，老板收下瓶子递给他一瓶冷饮。他指着席地坐在冷饮店屋檐下避暑的女人，伸出两个指头。老板不耐烦的摇摇头便去招呼其他客人。我掏出钱让老板再给我两瓶冰冻可乐，对那孩子说，去拿给你妈妈吧。小男孩领着我走到她妈妈跟前，可能在告诉妈妈是我请客，母子俩对我一通感谢。然后，他指着我的相机要求跟我合影，接着找我要钱，我摇头，他不停的比划不停的说，我还是摇头。然后他开始辱骂，摆动下肢做猥琐动作，他妈妈那个肥胖被太阳嗮得满脸通红的意大利女人被儿子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腰部的肥肉被五颜六色的裙子裹着上下抖动。

类似的情形在国内也有过。有一次去峨眉山，一路上很多人兜售祈福的红布带5元一条，都被我们拒绝，那东西最后被丢得满山都是反成了污染。下山时遇见一对母女在雨中卖祈福带，女孩子大概上高中的年纪，已经出落的婷婷玉立。有好心同伴掏出50元说是买4条，刚好我们一人一条，女孩的妈妈接过钱装进包里，拿出10条祈福带说，老板买10条吧，给家里人也带上。同事脸一沉说，你把钱还来，我不买了。那母女还未走远，同事便义愤填膺的说，我无法容忍她们的贪得无厌。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慈善与贫穷。大家悉数自己遇到的种种类似经历，有同伴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会施舍乞讨者以及各种以贫穷为名的帮助或救济请求。他认为，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但凡四肢健全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生存。有人将话题转向贫穷聚集地农村，谈及自己多年前回到离开10多年的家乡，他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记忆里充满欢乐祥和、山清水秀、鸡犬相闻的村庄了。到处可见垃圾成堆、池水恶臭，村民们赌博、常有打架斗殴致死致残，你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从前的淳朴和善良，有的只是懒惰、好逸恶劳、贪婪、愚昧和自私。

这些话听起来像针一样刺人。愿意或不愿意施舍、帮助他人是个人的权利，但无论是帮还是不帮，一个人都无权用自己的标准如此对他人做道德和人品上的评价，并以此作为拒绝施舍和提供帮助的理由，最终在经济和道德上同时获利。

施舍只会出自两种情形，一是施舍者的高贵，二是施舍者的同情。在第一种情形下，接受施舍的人必然是比施舍者低下。这种高贵与低下之分有时只是仪式上的，实质上未必如此。例如我们会在僧侣化缘时给予施舍，僧侣们称我们为施主，此时我们仅仅是仪式上的高贵。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通过施舍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因此被施舍者的各种低劣的品质都不该是施舍的选择标准。当施舍是基于同情的时候，意味着施舍者与被施舍对象有着相同的境遇，至少是施舍者能通过自己的想象将自己视为与被施舍对象成为一体。此时被施舍者的各种低下品质都能在施舍者身上找到。无论如何施舍不应该伴随着道德评价。

尤里·贝科夫导演的《危楼愚夫》中，市政府的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利益决定让一座经济适用房的危楼倒塌，并阻止善良的管道工迪马通知危楼中820名住客撤离。官员们的理由是，楼里住的都是人渣，他们吸毒、家暴、肮脏、懒惰、愚昧野蛮，政府没有多余的钱救济他们，总之他们死有余辜。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评价自己的贪污、腐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迪马冒着生命危险去疏散危楼中的住客，却被那些愚昧野蛮人当作恶作剧，人们辱骂他殴打他，迪马卷曲着身体躺着地上。人们散去回到危楼之中。镜头定格在迪马卷曲的身体结束。影片除了反映俄罗斯的政治腐败，还留给观众两个问题：因为危楼中的居民品格低劣道德败坏就不应该得到救济吗？如果再给迪马一次机会，迪马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那些品格低下的穷人吗？

顺便问一句：慈善真的会鼓励不劳而获，并滋生公害？贫穷有其不光彩的原因富贵亦同，仇穷和仇富一样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偏见。